“五四”精神的特征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首先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必然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也必然带有不同于戊戌精神、辛亥精神的新内容。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

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在五四之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进行的启蒙也是围绕着救亡任务展开的，但与五四时期相比，却缺乏自觉性与广泛性。他们或者认为，必须先有启蒙，之后才能救亡，像维新派；或者认为救亡不需要启蒙，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或者以为启蒙就是救亡，像陈独秀等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的所做所为。因此虽然客观上，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始终是一物两面的统一体，但是在这统一的自觉性与广泛性上，都是不够的。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启蒙与救亡真正地合流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走向街头，走向工厂农村宣传救亡的道理，而广大工人、市民、商人也参加了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以后，进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专注于单纯地对新思潮进行学理的研究，一切思想都要拿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进行检验，并决定其取舍。这种启蒙与救亡的统一，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精神使认识社会与改造社会，使人的思想解放与人的社会行为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对此就有明确的概括。他指出，从戊戌变法时期，直到五四运动之前，湖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候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页）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可以说都是沿着启蒙与救亡的统一的道路，沿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向实现的。由于有了这样的统一，社会主义方向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实现了统一。

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毛泽东在作于1939年5月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纪念五四的论著中，都明确地阐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五四”以来，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知识分子自觉地将自己的立脚点移到工农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自觉地作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这在中国是自“五四”才开始有的新鲜事。这个统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相当大的。中国由于生产力、科学、文化教育发展落后，广大工农群众几乎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他们对于自己所受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处于比较麻木的状态。鲁迅的多篇小说中，都刻画了这种状态。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的知识青年们，自觉地承担起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历史使命。他们脱下长袍，换上短衣，走入苦力中间，走入农民中间，用他们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向劳动群众解释他们为什么受苦，并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在与工农群众结合的过程中，改造自己过去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性的理解和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后来多次强调，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在中国，如果一个青年站在反工农群众的立场上，他就不可能是革命的。因为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事业是为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事业，也是必须依靠工农劳动群众才能取得成功的事业。

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几乎都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白面书生。他们能受寒窗苦读之苦，但是却不能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他们不会以自己不会种田、不会织布、不会从事生产劳动为耻，反而以“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为天经地义。五四运动，大力提倡劳工神圣，提倡工读精神，提倡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用自己的生产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过程中，也在培养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是将吃苦耐劳与开拓、创造精神统一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开拓创造也是一件新鲜事。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他们满足于为古代圣贤作疏、作注、作传，而把独出心裁的创造视为大逆不道。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发展到初期新文化运动，已有了陈独秀等对“创造的而非保守”的生活取向的大声疾呼，而到五四时期，这已经成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言自明的人生态度。他们由于有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百折不挠，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开拓进取的创造精神，又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吃苦耐劳精神与开拓创新精神的结合，大大地扩展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引导社会前进的活动能量和影响范围。他们当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后来成长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儒家思想传统中历来强调舍利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历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纲常泯灭了个人的自主性。“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桎梏，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中国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一直倡导着中国人的自主意识，到初期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峰。陈独秀强调中国青年应当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毛泽东则极力提倡“精神之个人主义”。但是，中国社会进步在近代首先要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人民的生存问题尚不能解决，又何谈个人价值的实现呢？这样一来，要实现知识分子的个人价值，就必须首先关注社会，关注中华民族群体的解放，关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在其激烈地反传统、鼓吹革命的外观中，保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保留了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保留了经世致用的理性思维特点。它不仅是对于传统的决裂，更是中华民族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思想奠基。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并与当时世界文化进步趋势及现实社会主题结合起来。那个时代无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是革命救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自己的个人价值溶入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之中。

启蒙与救亡的统一、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结合、刻苦耐劳与开拓进取的并重、独立自主与无私奉献的一致，这些就是五四精神的特征。

五四精神不仅塑造了一批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和骨干人物的杰出青年，而且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在民主党派中、在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在20世纪为民族工业、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中，都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